尚侠是我的老师，他是新中国学术史上第一位丁玲（1900—1986）研究专家。出于好奇和师承，我也成了丁玲的读者。尚老师年轻的时候，总给我们讲丁玲的故事，至少包括两方面吧：感情的事——丁玲男友多，文学的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过斯大林文学奖。
丁玲的故乡常德离吉林省太遥远。湘潭、常德都在湖南北部。湘潭我去过，有一位学弟在那边认真教书；常德我总想去，也只因为老师讲过丁玲。
萧红（1911—1942）游离在革命洪流之外，其实未尝不是一种幸运；丁玲在1936年以后“去”了陕北。丁玲是哀她所属的文人群体，也能体谅和感受女性之苦的人。《桑干河上》早已忘却，《莎菲女士日记》从来就没读得进去。但是丁玲对知识分子的反省、对女性命运的反思，永远也不过时。写于1942年的《三八节有感》将是中国近代女性史上的重要文献。小说《在医院中》令我感同身受，有人“质问”在上海毕业的年轻女医生陆萍：
你的知识比他们强，你比他们更能负责，可是柴米油盐，全是事务，你能做吗？
这种看似平常的语言其实是最值得反省的经典。
回想在东北师大这二十年，我的文学梦（研究和翻译）之所以被唤醒，和尚老师总是讲丁玲有关系，他讲的《菊与刀》或者《日本人》我都忘记了，唯独想知道更多的丁玲，更多的文学，更多的1950年前后出生的那一代的人的苦、累、烦恼和奋斗。尚老师年轻的时候也曾探索过“李贺的鬼诗”，他大约十年前还在我们面前背诵李贺（790—816）的《梦天》。
有一次迎接客人的宴席，我和尚老师都在座。
宴席的后半段，我提议：“让我们为《狂人日记》（鲁迅小说）喝这杯吧。”
满座皆惊，客人笑着接茬：“那么再一杯是为《孔乙己》，总共下来……”
鲁迅有多少篇短篇我也说不清，反正《故事新编》是八篇，《呐喊》《彷徨》都超过十篇——断断续续地很多年，我泛读、精读好多遍。
等喝完了“《狂人日记》”，尚老师笑着说：“为丁玲的小说也干杯吧，从《梦珂》开始。”那表情似乎是在欣赏我那点可怜的文学常识。而我，今天竟然有点后悔当初的脑子想出这种喝一杯酒的“由头”——没正事儿啊！
“丁玲文学研究会”每年都给尚老师邮寄刊物，我学了日本文学，读了丁玲，读了李贺，还是觉得自己根本赶不上能文能武的尚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