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远东《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下称《现代》）出版于2009年，收文分三辑，即“《故事新编》研究”3篇，“鲁迅与中国现代性问题”7篇，“鲁迅的小说及其他”13篇，共23篇，另有前言和后记。书面世后，学界有极高的评价，如孙郁认为高远东发现的“互为主体”的概念，是继“立人”“中间物”意识之后的一个重要的精神隐喻。高远东本人对“互为主体”的问题极为看重，除在前言中强调，最近著文《鲁迅“相互主体性”意识的当代意义》，又做了一番自我梳理，再三致意。这如果能够沉淀为理解鲁迅的一种基本知识，就很有可能成为高远东对鲁迅研究最重要的贡献。有鉴于此，我的讨论就从“相互主体性”意识开始。
一
《现代》主要通过对鲁迅早期文言论文《破恶声论》批判“崇侵略”时提出的“反诸己”的分析和建构，着力发掘并阐发了鲁迅的“相互主体性”意识，认为鲁迅“把‘立人’的主体化建构发展到相互关系领域，从而克制‘兽性’/‘奴子之性’、确立‘相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的可能性”。书中针对学界已有研究的薄弱之处强调，“就鲁迅由‘立人’而‘立国’的思路而言，其对‘崇侵略’思想的批判无疑居于要津之点”。在这里，鲁迅的“立人”延伸到人、社会、国家两两组合的相互关系当中。如果说注重“主观”、“自觉”、“出客观梦幻之世界”的“立人”还带有某种神秘性甚至自我封闭倾向，隐含着某种危险的消息（例如其思想资源中的尼采超人思想，即有贵族气），在建构个体的“主体性”时难免牺牲社会、国家的“主体性”，进入到人、社会、国家两两组合的相互关系当中的“立人”，当其建立“反诸己”的“自觉”及勾连“人各有己”与“群之大觉”的机制时，危险的痕迹就被鲁迅擦除了。《现代》因此认为，鲁迅思想在此生发了“相互主体性”意识，为克制和消灭“兽性”、“奴子之性”提供了方法论，为消除各个相互关系领域中的主从关系提供了可能。“通过执著彼此的相互性，鲁迅实际上已经触及其早期思想中某些语焉不详的命题的展开渠道，比如‘立人’和‘立国’的关系问题——如何把个人觉醒的‘自觉’发展为社会觉醒的‘群之大觉’，如何由‘群之大觉’而至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人国’等等，就可循此而找到路径。”这不仅意味着对鲁迅早期思想研究的某种突破性进展，将关于鲁迅早期思想的认识由“立人”具体化到了“立人”是确立“相互主体性”这样一个层面，而且意味着鲁迅的可能性与当代社会再次碰撞，鲁迅思想依然能够为中国、东亚甚至世界的现代性提供强有力的方法论支持。书中甚至认为上述对鲁迅思想的演绎，“或许隐藏着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不妨对现在的问题存有不同理解，用或不用“现代性”、“后现代性”、“全球化”、“保守化”、“民族主义回潮”、“物化”、“异化”……之类符号也并无实际关碍，但恐怕都无法逃避的现实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国家之间、大大小小的群体与群体之间，隔膜、推诿、压制、侵吞已无微不至地存在着，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尊重和理解，“兽性”和“奴子之性”蔓延，恰恰缺乏鲁迅思想中的“相互主体性”意识。我对现状的描述也许过于悲观，然而考虑到城乡差别日益扩大形成的鸿沟，国际差别日益扩大形成的隔阂，“民工”成为贬义词，“入侵”成为“民主”，“现代性”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一切灾祸的根源，等等，也许不得不认为：时间的流驶，仿佛独与鲁迅无关似的，其思想依然超拔于前，积蓄着力量，提供着方法，指引着方向。
当然，我无意于勾勒一个孤独的、超拔于中外思想资源并因此与之隔绝的鲁迅思想的轮廓。事实上，超拔于前固然是鲁迅思想的特质，并因此构成其在当代社会的可能性，但鲁迅思想的建构，正如众多研究已经注意甚至给出结论的那样，是在吸纳、批判、提炼和熔合中外思想的基础上完成的。《现代》就提及鲁迅的“相互主体性”意识是在对中国传统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双重批判的基础上生成的，其中有章太炎先生的影响。查考章太炎先生的文章，的确可以发现许多与鲁迅“相互主体性”意识极为相近的表达。例如，章太炎先生曾经指出：“一般舆论，不论东洋西洋，没有一个不把文明野蛮的见横在心里。学者著书，还要增长这种意见，以至怀着兽心的强国，有意要并吞弱国，不说贪他的土地，利他的物产，反说那国本来野蛮，我今灭了那国，正是使那国的人民获享文明幸福。……不晓得文明野蛮的话，本来从心上幻想现来。只就事实上看，什么唤做文明，什么唤做野蛮，也没有一定的界限，而且彼此所见，还有相反之处。”这种以文明野蛮为“心上幻想”的见解，显然不仅揭示了文明野蛮之见本身的“兽心”、野蛮性，而且突出了国与国之间各自具有主体性且互不压制、即具有“相互主体性”的特点。这与鲁迅思想的相关性不言而喻，“相互主体性”作为一个问题，对于章、鲁思想关系，也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连结点。这意味着鲁迅对于不同主体间相互关系的深刻结论，不仅基于自我思想逻辑的内在发展，而且基于前人的思考及自身对所处社会的深刻体察。
《现代》认为，鲁迅所诉求的“中国现代性”，是以“相互主体性”意识为基础的，因此，无论是其启蒙立场还是其“自由”观，都有着迄今为止不可磨灭的价值。“新国学”运动和“后现代”言论质疑鲁迅，质疑五四启蒙精神，质疑“中国现代性”，虽然有的放矢，但却“挣不脱自身学术利益与知识逻辑的局限”，受制于“卷土重来的世界范围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福柯的知识—权力的解构政治学、詹姆逊的‘后马克思主义’、方兴未艾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等驳杂的当代西方理论”。《现代》对“新国学”运动和“后现代”言论的批判，不仅令人联系起1908年鲁迅对“汝其为国民”、“汝其为世界人”的批判。这固然是《现代》有意模仿鲁迅，追随其精神旨趣，本质上则是因为历史与现实间强大的相关性，某种历史重演的恶谑。当年的革命派（汪兆铭）和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难免“本根剥丧、神气旁皇”之诮，对本土理解不够，对外来文化、思想批判不够，现在提倡“新国学”和鼓吹“后现代”的人士，也难免鹦鹉学舌、人云亦云之讥。质言之，历史和现实中的这些人士，都可能是鲁迅笔下的“伪士”，缺乏主体意识，更勿论“相互主体性”意识。以此，则不仅《现代》对其所处历史语境的批判性反思是有着充分价值的，而且《现代》为进行批判所建构出来的鲁迅的“相互主体性”意识作为鲁迅的一种可能性也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尽管如《现代》所意识到的那样，鲁迅自己也许没有赋予“相互主体性”清晰的、成熟的理论形态，经由《现代》论证成熟的“相互主体性”意识还是在或一层面上揭示了鲁迅思想的超越性。因此，“鲁迅的可能性是一种文明的可能性，它不仅是现代的，也是批判现代的，因而也就可能是超现代的——即使在21世纪，对于中国乃至亚洲、全世界，仍然存在足资发掘、借鉴、再出发的宝贵资源”。在这个意义上，鲁迅不但永无可能如其所望般“速朽”，而且将成为一个世界性、人类性的不朽。
鲁迅不朽，当然并非幸事，意味着中国甚至世界在同样的历史轨道上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运动，依然面临的是鲁迅提出的问题。但应当注意的是，《现代》并非在重复鲁迅的意义上论证了鲁迅不朽。《现代》不仅将鲁迅提出的问题（“古性”、“兽性”、“奴子性”）和方法（“反诸己”）投射和变异至当代语境，勾连鲁迅与儒家修治传统等古今中外资源的关系，而且将鲁迅提出的问题和方法集中在“相互主体性”意识上，从而建构出一个能够直接与当下对话的鲁迅，丰富了启蒙思想家鲁迅的内涵。也就是说，不是鲁迅本身诉求着不朽，也并非重复鲁迅就能诉求不朽，而是作为建构主体的研究者发现了鲁迅不朽，正如德国和法国的浪漫派发现了莎士比亚不朽一样。是研究者，是我们，需要鲁迅不朽。
在建构鲁迅的“相互主体性”意识时，《现代》延续汪晖的有关研究，主要联系了“新神思宗”及章太炎的有关“个体”、“自性”的思想，并进而强调了鲁迅把“立人”的主体化建构发展到相互关系领域以确立“相互主体性”的独特贡献。这一思路既厘清了鲁迅思想的来龙去脉，也突出了鲁迅的主体性。但如果结合起《现代》一书中针对《故事新编》所提出的鲁迅与道家的复杂关系，也许将有一些别有兴味的发现。《现代》认为：“鲁迅体内不仅有老庄为血肉，更有孔墨做骨骼；虽然他的生命的痛感、虚无情绪会通于庄老，但他的人生目标及实际却与孔墨相连。”作为血肉的庄老，其于鲁迅之影响，恐怕不止于生命的痛感、虚无情绪的相通。老子描绘小国寡民，主张绝圣弃智，认为佳兵不祥，也许都在或一层面上进入了鲁迅关于“立人”、“人国”的思考，影响着其“相互主体性”意识的生成。老子认为佳兵不祥，因为“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这与鲁迅认为“兽爱”是作“肉攫之鸣”相通，显然都是反对战争带来的人性的浇离，冀望于人性的“恬淡”，相互尊重。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与鲁迅提出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辁才小慧之徒”相通。“伪士”和“辁才小慧之徒”凭借“知识的石块”（尼采语）威慑小民，就产生了主奴关系，故“伪士当去”。只有绝圣弃智（绝“大伪”弃“小慧”），才能“闻其白心”，恢复人本来的主体性。老子认为：“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表明老子对物质进步、居住空间变化及人际交往侵扰有难以掩饰的恐惧和担忧。的确，正如章太炎在《俱分进化论》中所论证的那样：“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影，非有他也。知识愈高，虽欲举一废一而不可得。”个人要维持自己的主体性，始终处于如何处理与物质进步及人际交往的关系的困境中。按照老子的理解，只有“退化”，拒绝物质进步，拒绝人际交往，拒绝空间移动，才能保证无是非纷扰。有了物质进步，则必有高下之比较及人为物役之结局；有了空间移动，则必有因差异而成人我优劣之论争及压迫关系之建立；有了人际交往，则必有人我之互相绞缠及主奴之等级。申而言之，则老子期望的是一个无人为物役、优劣压迫、主奴分等的“小国”，每个个体都保有自己的主体性，且尊重他人的主体性。这与鲁迅的“人国”理想及“相互主体性”意识确有几分相通。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老子思想中的上述因素，并非老子自身或《老子》一书中的明确内涵，乃是笔者所做的阐发和引申，用意在于试图论证鲁迅思想血肉中的老庄对鲁迅的影响，也许比《现代》所论证的更为复杂、深刻。
二
思想上难以抵制的因袭，也许是需要更多笔墨去分剖的。《现代》在通过《故事新编》展开鲁迅对于儒家的批判与承担时即曾在注释中提到：“鲁迅的‘立人’思想与儒家类似主题的渊源关系一直未得到学界重视。事实上，‘立人’一词即出自《论语》，是典型的儒家词汇。”不知作者对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得后《鲁迅与孔子》一书如何看待，以其对王得后的服膺，当有同情。在我看来，与“相互主体性”这一源自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的概念密切相关、但却并不若合符节的“反诸己”一说，可能也是儒家“立人”思想的重要的方法论。“反诸己”的字面最早可能源自《吕氏春秋》：
主道约，君守近。太上求诸己，其次求诸人。其索诸弥远者，其推之弥疏。其求之弥疆者，失之弥远。何谓反诸己也？适耳目，节嗜欲，释智谋，去巧故，而游意乎无穷之次，事心乎自然之途，若此则无以害其天矣。
这段儒道夹杂的表达与鲁迅留日时期的“立人”思想，在逻辑上是非常接近的，鲁迅强调通过“反诸己”而离伪诈，去“兽性”“奴子性”，返回“白心”，而《吕氏春秋》则认为“反诸己”就是离伪诈等以保证“无以害其天”，游意无穷，事心自然。所谓游意无穷，与鲁迅所说的“心声”“内曜”也不无交通。而《吕氏春秋》这些表达的思想资源，虽然道家的痕迹更为明显，但很难说没有来自《论语》和《中庸》的成分。《论语》里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朱熹辑录的两条解释如下：
谢氏曰，君子无不反求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
杨氏曰，君子虽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没世而名不称也。虽疾没世而名不称，然所以求者，亦反诸己而已。小人求诸人，故违道干誉，无所不至。
不难看出，后世儒者对于“求诸己”的理解往往就是“反诸己”，而鲁迅对于“伪士当去”的理解也与朱熹辑录的第二条解释是非常一致的。鲁迅在《破恶声论》中掊击的“伪士”大体上就是儒家所说的“违道干誉，无所不至”的小人。《中庸》里说：“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朱熹认为这是子思用来总结上文“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等说法的。由此可见，“反诸己”与破除主从关系的理解，早在《中庸》里就有一定的说法，鲁迅也许仅仅是将这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扩展到了更广阔的领域而已。因此，虽然很难说是有意还是无意，但作为曾经的孔子之徒，鲁迅其实是以常见的儒门心法进入了《现代》所谓“相互主体性”意识所构建的宏阔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虽然鲁迅自言中了“庄周韩非的毒”，但其未曾明言的或许是中毒更深的所在，的确值得类似王得后《鲁迅与孔子》那样的专门讨论。当然，正如《现代》在坦承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难治时所言：“所谓传统文化者，乃中国古代思想、语言、文物、典章、制度等一切的总和，学者既难穷一生之力尽其皮毛，也难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概念、范畴和运用确切的方法分析评价之，以其昏昏，殊难使人昭昭，故难免知者不为之讥。”根据已有研究去建构一些小修小补式的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容易，要真正建构一种具有包揽全局的结构性的分析框架去理解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简直是没有可能的。因此，当《现代》借力马克思·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理论建构起从道德与事功、信念与责任、思想与行动等连动实践层面讨论鲁迅与中国传统思想儒、墨、道的“文明批评”大厦时，其雄心、魄力与细致考索的精神，都已化为令人赞佩的意识形态工作。《现代》在处理鲁迅研究史中的一些重要话题和现象时，提出了鲁迅研究传统中的“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问题，并或弘扬或批判了王瑶、丸山昇、竹内好、詹姆逊等人的鲁迅研究。书中说：“我把一部分鲁迅研究工作说成建立某种意识形态，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含有贬义。这不仅由于鲁迅的思想和作品本身能够给予支持，而且正由于它，鲁迅研究才成为鲁迅事业的组成部分，才成为一种有成有败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现代》关于鲁迅可能性的部分建构，尤其是关于鲁迅的“相互主体性”意识的建构，无疑是“意识形态性”的，是“鲁迅事业的组成部分”。而它或弘扬或批判的王瑶、丸山昇、竹内好、詹姆逊等人的鲁迅研究，也不妨视为鲁迅事业的或一组成部分；至少王瑶和丸山昇的鲁迅研究，在《现代》看来，是鲁迅事业的延伸。《现代》肯定王瑶先生的鲁迅研究是“以鲁迅精神治鲁迅”，肯定丸山先生所想的与鲁迅所想的“一定会有不少相互交通的地方”。《现代》对鲁迅的研究似亦可得到这样的考语，是“以鲁迅精神治鲁迅”，其所思所想，是与鲁迅思想相互交通的。而“反诸己”作为一个重要的儒学词汇和儒家行为，也许将与我们日常所说的“将心比心”及章太炎的思考一起，暗示鲁迅思考与一般中国思想的同质性，甚至暗示鲁迅思想的通俗和简单。但是，谁敢说通俗、简单的意识中没有包含深刻的道理？不过，不是人人都能体察其中三昧吧？
当然，我存有疑问的是，《现代》在《故事新编》中发现的原儒、原墨、原道的鲁迅形象，也许不尽于鲁迅将“立人”的思索推移到了接榫中国传统的新纬度，为“立人”找到了“一个正面的、更加切实的答案”。这样的鲁迅形象至少与中国传统中热心于原儒、原道或言必称孔老（先秦）的各类知识分子有着毋庸讳言的家族相似性，甚至与欧美世界的言必称希腊（苏格拉底）也同工异曲。当然，有意思的是，历来重“效”（儒效、道教、新文化之末流等）的鲁迅原儒、原墨、原道的取径与前贤后生皆有大出入。如果在韩愈（《原道》）、黄宗羲（《原儒》）、章太炎（《尊荀》）、尼采（《悲剧的诞生》）等中西先贤的著作中看到的是严肃的、正襟危坐的论文，是“大说”，在鲁迅《故事新编》中则只有“油滑”的“小说”。面对如此重大的课题，鲁迅早年也曾在《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论文中“大说”之，晚年却以《故事新编》“小说”之，不能不说是别有意味的。当然，其意味到底何在？也许是为了区别处理西方“本根”（《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与东方“本根”（《故事新编》）？也许是为了避重就轻地进入原儒、原墨、原道的语境，不与儒、墨、道漫长的“效”史对话？也许是一种鲁迅式的“随便”？也许与鲁迅对“小说”功能的理解有关？也许与鲁迅借原儒、墨、道以清理自我有关？笔者莫衷一是，谨以此就教于方家。
从《现代》所掘发的作为思想资源的“相互主体性”意识出发，我以为正如有的学者已经展示过的那样，是能够厘定鲁迅文学的一些具体特点的。在《现代》一书中，作者通过对鲁迅《故事新编》的研究，首先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清理儒、墨、道思想人物并借以清理自身的鲁迅。作者以此得出一种可能性：“鲁迅清理它们，既是清理中国的历史、文化，也是清理曾负担着这一传统之一切黑暗和光亮的自我，同时也为我们奠定了现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再出发的新基点。”在《故事新编》中，的确能够通过鲁迅的手眼发现不同于经史典籍中的孔子、老子、墨子、庄子、伯夷、叔齐、周武王、姜尚、禹等中国文化、历史和现实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人物及思想，甚至还能发现古典世界与现代世界斑驳陆离的交错拼贴关系，从而重新打量它们。《现代》提到：“诸如‘好杜有图’、‘古貌林’、‘OK’、‘咕噜几里’之类言谈分明是在强调殖民主义的外来文化价值与本土文化事实的差异和隔膜。”这虽然不过是只言片语，但考虑到鲁迅从一开始进入五四文化场域，就有着既批判传统又批判现代的双重性，不妨认为《故事新编》以此为那些历史上的卡里斯马型的人物描绘了一个立体的价值场景，强调短兵相接时固有文化复苏的必要和可能。看起来，这些历史中的卡里斯马型的人物通过鲁迅的笔复活之后，既未丧失主体性，又未侵占作者及其所处时代的意义和价值空间，彼此是互为主体的。这也正符合鲁迅自己的说法：
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看起来真也是“无非《不周山》之流”；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
所谓对古人不及对今人诚敬，即是不屈己从人，而未将古人写得更死，即是不屈人从己，这正是一种“相互主体性”意识。假如要谈论复调的问题，我以为这便是鲁迅文学呈现出某种复调面貌的思想根底。而且，从这种“相互主体性”意识构成的思想根底出发，我以为也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对小说家鲁迅的看法，即小说家鲁迅“不仅为中国现代小说贡献了规范的‘经典’，而且贡献了反规范的‘经典’”。这是一种典型的既反映时代又引领时代更超越时代的形象。《现代》对于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性答案的理解在这一形象中的投射是清晰可辨的。《现代》在建构鲁迅的可能性时，固然注意到鲁迅与现代世界并行的关系，更加重视的是鲁迅对现代世界的批判和超越；同样地，在描绘小说家鲁迅时，《现代》固然注意到“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严家炎语），也许更加重视的则是鲁迅对中国现代小说的超越。这样的思路不仅有助于全面把握鲁迅小说创作的全貌，而且有助于理解鲁迅由创作《呐喊》、《彷徨》而创作《故事新编》的内在动因。“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代表，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结晶，鲁迅似乎早就预见到他的作品会有怎样的命运，明白人类的惰性会把其创造的结晶尊为典范、沿为‘成规’，又特地以《故事新编》给出警示。”鲁迅创作《故事新编》的内在动因似乎恰好在于自我批判，即“旧我”与“新我”之间的“相互主体性”意识，批判当时即已成经典的《呐喊》、《彷徨》，批判经由自己一手打造的中国现代小说传统，建立、建设新的小说美学。以此，《现代》打开了理解《故事新编》的广阔视野：“我们说《故事新编》是自由的，不仅指作品的主题精神，而且指其中的体制和方法；我们说《故事新编》是一种解放，不仅相对于旧文学，而且主要相对于新文学；我们说《故事新编》体现了鲁迅的历史哲学，不仅看到它与《呐喊》、《彷徨》的区别，而且看到它与《野草》的区别。”如果从这些层面入手解读《故事新编》，确实有可能得出许多胜义纷披的结论，如《现代》已经做到的那样。当然，必须强调的是，如果没有对《故事新编》审美意义的充分信任，是很难对其进行与鲁迅的“立人”思想联系起来的相关性分析的；至少，分析的结果将难以令人信服。
三
那么，鲁迅是谁呢？我的疑问与《现代》大概有些交叉。在《鲁迅小说的典范意义》一文中，作者劈面问道：“鲁迅是谁？”这一问题的提出可能多少与文章的性质是课堂讲稿有关，但更多地却源于对鲁迅形象史的反思及对当下语境的焦虑。从这篇文章所署的时间“1999年9月”来看，我以为提问面对当下语境的焦虑似乎是更关键的。1990年代以来，鲁迅及鲁迅研究所受到的质疑、挑战和改写，是非同小可的，不仅作家批评鲁迅和鲁迅研究，读者冷漠对待鲁迅，而且大学校园里也有学者和学生将鲁迅漫画化，“鲁迅是谁？”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作者作为一个鲁迅及其思想、文学的爱好者（参看前言），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并给出答案，乃是自然而然的。而作为一个从事鲁迅研究多年的专家，清理和反思鲁迅形象史虽是题中之义，但心口之间，容有距离，心中或有“鲁迅是谁？”之念，口中或无“鲁迅是谁？”之语。因此，对当下语境的焦虑应该是作者提问更关键的因素。然而，从作者尝试作出的回答来看，上述因素都只是其提问的表面，深层因素应该是作者所理解的鲁迅的复杂程度。紧接着提问，作者说道：“套用‘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来理解鲁迅研究的主观性似乎有点离题太远，太一般化。鲁迅像尼采一样有一种反庸常、反市侩气、超拔人的精神而直奔崇高的气质，基于一些常识性的学理去认识他，总感到有点难以到位。”由此可见，鲁迅对于作者而言，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巨大的存在。作者更进一步认为：“作为植根于中国现代性运动的一种立场和方法，鲁迅长期以来意味着问题的答案：它既是由人数众多的先进知识分子克服痛苦和怀疑，经由不断的提问、辩驳、斗争、证实而构成的一条追求真理、探寻人类灵魂奥秘之路，也是立足现实、放眼世界、融汇古今中外的文化创造实践；在文化政治层面上，它当然更是折射中国人存在意志的意识形态战场，不断回荡着中国之矛与中国之盾的斫击、杀伐之声。”这里涉及的问题之多之大，不仅作者的《现代》一书无从完全解决，而且穷鲁迅研究全史，恐亦无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作者所理解的鲁迅，其丰富性、复杂性实在非同小可，因此其所以提问“鲁迅是谁？”，也就显得意味深长。如果一定要勾勒出作者关于“鲁迅是谁？”的答案，也许不妨参详《现代》之《未完成的现代性——论启蒙的当代意义并纪念“五四”》一文，造一个简洁、笼统的句子，即：鲁迅是中国现代性的答案。这个去除了许多杂质的句子，也许能够抓住作者理解鲁迅的核心。这个句子的逻辑似乎与日本汉学界流传的“竹内鲁迅”“丸山鲁迅”“丸尾鲁迅”……有些相似，即都倾向于从鲁迅那里寻找当下问题的答案。当然，我并不想去仿造一个类似的词汇“某某鲁迅”，而是想通过一些蛛丝马迹的寻觅，理解《现代》建构鲁迅的崇高形象的理路和资源，并以“相互主体性”意识为方法，寻找平等对话的可能。也就是说，我并不希望对鲁迅是谁的回答走向一种对当下问题的解决，而是试图接纳鲁迅介入类似《故事新编》曾经描摹过的“好杜有图”的当下时空，共同面对问题。那么，鲁迅是谁？并不是答案和导师，只是朋友。
面对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作者认为：“鲁迅研究唯有贴近自己历史的、道德的、问题的基础，依靠严谨、坚实、富于创造性的科学思考，才能进行高质量的学术建设，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现代》一书可以说是作者对自己主张的严肃践行，其中关于鲁迅小说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成果，而另外一些文章，如《鲁迅的可能性——也从〈破恶声论〉寻找支援》、《未完成的现代性——论启蒙的当代意义并纪念“五四”》、《经典的意义——鲁迅及其小说兼及弗·詹姆逊对鲁迅的理解》等，则在直接的、针锋相对的论争中捍卫了鲁迅及鲁迅研究的真谛。这一事实表明，鲁迅研究与鲁迅本人，都是无法脱离谬托知己、是非蜂起的尴尬的。然而，正如作者所坚信的：“真理即使始终埋没，依然会在自然和人类社会发挥其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当世俗和历史的尘埃落定，鲁迅、鲁迅的事业及其组成部分，将始终是巨大的存在，“一种文明的可能性”。作者的意见很清楚：“说到底，谈论鲁迅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建构工作，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史、学术史甚至政治史的一部分，建构的成败并非取决于鲁迅，而是取决于建构主体的我们而已。”的确，鲁迅及其思想、文学作为已完成的历史存在，本身是敞开的，不证自明的。而自从被谈论的第一天起，一个游走于甚至远离历史存在周边的鲁迅，作为始终未完成的历史存在，便“取决于建构主体的我们”而生长变化着。在这生长变化的过程中，有些建构凝固成形，积淀为新的建构起点，另有一些则烟消云散，化为漫漶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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