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的小戏班

有些事物注定是要消失的,它们只能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譬如生产队、合作社,譬如我们村的小戏班。

我们村曾经有一个小戏班,唱平调。每逢过庙会、过节日,都会被请去演唱,鼎盛时期曾唱响过好几个县。

说起我们村的小戏班,就不得不说老朱。1950年开始,武安人老朱来到我们村。老朱长得瘦小,皮肤黑黑的,光头,人送外号“硬面窝窝”。其貌不扬,却身怀“绝技”,有人说老朱脑子里记着三百本戏,每一本戏中每一个演员的唱词、唱调,每一折戏的情节,每一场戏中的舞台布置、演员动作,文武场的锣鼓笙箫的演奏、板眼,老朱都记得。

老朱的住处是一个废弃的羊圈。低矮的围墙围着一个大院子,最里面是一间小屋,老朱就住在小屋里,院子里用来教戏。每晚,村民们下了工,就聚集到这里,学戏的孩子跟着老朱练功、排演,其他的人观看。

最初的演员都是男的。两个男人唱花旦,声音那个颤,声音的处理还好,旦角儿的身段、动作、眼神、可不好学。两个人是下了怎样的苦功才得以有了台上的精彩!

排练好的戏先在本村演唱,村民们首先饱了眼福。老朱在一旁指点。最常见他的动作是三个手指轻轻一捏,告诉鼓板手,现在应该是哪个板。有时他在台下走来走去的听、看,演员们稍有不慎,错了唱词和动作,会受到严厉的批评。但,并不责罚。在老朱的培育下,戏班里涌现出许多当时的名“角”。

“八月十五月儿圆,离了西凉回长安,征西去我本是青春汉,回来时胡须挡胸前,策马越过鸿沟岸,望见了昔日饮马泉……”《盘坡》中“薛平贵”的扮演者,武生老玳,端庄稳健,嗓音高亢。老玳家中清贫,有灵性,又非常刻苦。月下,常能听到他在练这个唱段,征战的苦、望见家乡的喜、将见亲人的切,皆在这婉转、回肠荡气的曲调之中。登台即得满堂彩,无人能够替代。

他平素里也只是种田,挣工分,在劳动的间隙,他也会唱上一段,粗犷豪放,刚柔并济,山野间,溪水旁,余音袅袅,听者也沉醉其中。队长也听得入迷,有时也学,呵呵,只是学不来。

从我记事起,旦角已经是女人扮演。正旦嗓音圆润 洪亮,音域广,音质美。她出嫁前在娘家学的是“落子”,嫁到我们村之后改唱了“平调”。正旦一登台,全场眼睛就聚焦到一处,鼓板乐器全围着这一个“角”。“穆桂英”“秦香莲”“佘太君”“樊梨花”……无论哪个她都能进入角色,演出活生生的人物。正旦不仅嗓音好,扮相好,而且人长得漂亮,性格也直爽泼辣,无论戏演到哪里 都能听到她那爽朗的笑声。生活中,她也从不拘谨,十分风流妩媚。

还有一个唱角演“老旦”,有时也演“小花旦”,配角,本是从衡水低指标时逃到我们村来的,嫁了比自己大十多岁的男人,时时不快,想家心切,只想着离开。但是老朱来后她却迷上了戏曲,再也不说离开了。再小的戏,也是一种艺术,可见艺术熏陶人,也能改变人生。

她们俩最经典的唱段是《桃花庵》。花旦的“怕红日晒了 我的芙蓉面,怕春风吹落 我的逍遥冠,怕砂尘迷了 我的秋波眼,怕顽石磨破 绣鞋尖”,娇弱妩媚。正旦的“佛前灯被风吹灭,船到江心把路迷”,苦痛悲伤。戏里戏外,人生百态。或许她们已入了戏,戏便是他们的一生。

张军,“净角”,《铡赵王》中的“包拯”扮演者,《寇准背靴》中的“寇准”,时而正义英勇,时而睿智风趣,他都能演得惟妙惟肖。为了演《牛郎织女》中的“老牛”,他熬到半夜里,两只手拿着棒槌支着当牛腿,实在太累了,扑里扑通倒在地上,惊醒了家人。家中人都说:“真是着魔了!”

那天去邻村演戏,一场《铡美案》,一场《寇准背靴》,一唱而红。村里人交口称赞。

没过几天,远远地看着从北山岭走来一个女孩儿,瘦高个,浓眉大眼,背着蓝布小包袱,向我们村走来。村人问找谁,不答。只说:“想看戏!”大家就明白了,一定是邻村的戏痴,是看中戏团里的哪个“角”跟着来了。那她究竟要找的是谁呢?在老朱的撮合下,女孩儿到张军家看了看,干净整洁。张军看女孩儿,年轻漂亮,四目相对,含情脉脉。老朱说:“成了!”就这样,女孩儿就留在了张军家。戏中人,戏外情,简单淳朴。

文场二胡

老杨,是文场里面拉二胡的,有人说,他的二胡奏的别是一般滋味,与众不同之处是特别响亮。他的家在最西边的高岗上,晚饭后,只要他一拉二胡,全村的人就都听到了。一段《扬州开门》,一段《虞天仙》,悠扬婉转,响彻夜空。还演奏一些曲子,忧伤凄凉,如泣如诉,如怨如慕,不知何曲,大家听不懂,也默默地听。

老杨一辈子独身,没有妻儿,只一把二胡相伴。听说,他父亲和哥哥都是拉二胡的,他从小就学会了。

戏外人

武安人申宝,那年和妻子一起来到我们村,发现同乡老朱在这里教戏,自己又酷爱戏曲,就留了下来,妻子拗不过他,一个人回去了。申宝虽然喜欢唱戏,可惜不是那块料,就是学不会,于是就负责叠箱(就是叠戏装)、晒箱,管锣鼓笙箫等家伙什的安放。戏唱到哪里,他跟到哪里。后来渐渐地成了我们村的保管,还负责敲钟。可惜,他不务正业惯了,劣迹渐渐暴露。跟村里寡妇相好。那天,偷了老杨的半袋麦子给寡妇,还把麦子往另一个年轻人家门口洒了些栽赃。那年头,偷东西可是要挨批斗的。年轻人勃然大怒,三追两追看出大概是申宝,于是月夜拿了砖头要砸他,他在村里待不住了,也就回老家了。

再后来,老朱老了,去世了。村里他的戏曲学生们一起送他回老家。老朱也是孤身一人,他的同族兄弟安葬了他,接了他的祖业。

邯郸一带俗语流传:“洺河两岸,纱帽乱窜!” 就是说,这一带戴乌纱的戏子多。据说,老朱家是唱戏世家,他父亲,兄弟姐妹都唱戏,他也是唱戏出身,后来嗓子哑了,也上岁数了,不能唱戏,就到外地教戏谋生。怪不得人说老朱脑子里有三百本戏呢!

老朱走后,戏团里改革,又收了一批新人,新人里生、旦、净、丑各个角色也更加齐备。演出后的费用大都用来买箱,自己也不怎么留钱。

改革开放后,小戏班渐渐感到自己挣不了钱,感到地方小戏走不长远,很多演员不想再唱戏了。戏班也就解散了。那种锣鼓声声、听戏、早上听演员们吊嗓子、晚上看戏的日子也不复存在了。

听说,戏班里除了一个小生,一个花旦,到了石家庄,入了大剧团,还有一个武生,一家三口,辗转于村落间,唱小段戏曲,其他的全部转行,不再唱戏了。

那次回家,见昔日戏台上的“老旦”,已是满头白发,拄着拐杖,追赶前面跑着的孙子孙女儿,气喘吁吁,颤颤巍巍,“老旦”也真的老了………

那些逝去的日子再也寻不到了。
但是,每每想起村里的戏班,总是有一种失落;每每听到平调戏曲,又会热泪盈眶,是激动?是留恋?说不清楚。自己的亲戚,自己的乡邻也曾是那些剧中角色的扮演者,他们曾经痴迷于戏曲。可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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